曾巩:正己修德 廉洁爱民
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-06-15

  关心民瘼

  曾巩(1019-1083),字子固,江西南丰人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曾巩广泛涉猎经史子集,但其思想与处世皆专注于儒学一家。曾巩对儒家思想的坚守,以及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的为政原则、生活作风和著述风格,在历代儒者中都是非常鲜明与突出的。

  公元1057年,39岁的曾巩进士及第,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。有学者将他的为官经历概括为四个阶段:初登仕途,任太平州司法参军;馆阁十年;转徙七州;晚年重返朝廷,再登馆阁,擢升中书舍人,其中馆阁十年与转徙七州是他非常重要的经历。

  馆阁十年,曾巩全身心投入到编校古籍的工作中。曾巩每编校一书,都亲自撰序。他写的序“以史明道”,成为他散文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文学性毋庸置疑,其文献意义亦为世所公认,清代姚鼐评曰:“目录之序,子固独优。”

  1069年至1080年间,曾巩“转徙七州”,分别通判越州,知齐州、襄州、洪州、福州、明州、亳州。曾巩不论在哪里为官,都能克己奉公,清正廉明。通判越州时,曾巩发现在实行“以钱助役”的过程中,有官员中饱私囊。他立即下令禁止摊派,减轻人民负担。知齐州时,他剪除恶霸,瓦解盗寇,兴修水利,发展生产。卸任时,百姓围住衙门挽留曾巩,他不得已只得带着家人趁夜出城,赴任襄州。此后,在襄、洪、福、明、亳诸地,曾巩治州一如既往关心民瘼,留下了造福百姓、善于治理的美名。

  正己守廉

  曾巩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廉政思想。概括说来就是通过“求于内”“正己”的办法来加强为官者的道德修养,在此基础上,为官者才能摆脱外物之拘累,以民为本,节用裕民。

  曾巩在《南轩记》中对自己出仕前在故居南轩读书自进以“求于内”的情形有具体描述:“养吾心以忠,约守而恕者行之,其过也改,趋之以勇,而至之以不止,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。”曾巩的“求于内”即以忠养心、严格律己、忠恕待人、勇于改过,用高尚的道德来涵养自己的品格。

  曾巩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,然后才能管理百姓、治理国家。他在《答袁陟书》中说:“至于仕进之说,则以巩所考于书,常谓古之仕者,皆道德明备,己有余力,而可以治人,非苟以治人而不足于己。”这与《大学》主张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逻辑顺序是一致的。

  抵挡不住外物的诱惑,是为官者贪污受贿、腐化堕落的重要原因。据史书记载,因为福州没有职田,知州每年靠卖州府园子里的蔬菜能获得三四十万钱的收入,曾巩知福州时认为此举不妥,说:“太守与民争利,可乎?”曾巩于是果断废除了这一做法,这正是不为外物所诱的表现。

  曾巩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。他认为官员考察自己为政之得失,应以百姓之“养生”“事死”为标准。曾巩通判越州时,曾组织当地官民疏浚鉴湖,退田还湖,恢复鉴湖的灌溉、蓄水等功能,变湖患为民利。其实,不独在越州,曾巩在转徙七州的过程中,一直践行着以民为本的思想。

  在曾巩生活的时代,宋朝冗军冗官的情况已很突出,加之岁币支出、皇室用度,“上下始困于财矣”。为了摆脱财政困境,北宋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,忧国忧民之士也提出了许多对策。曾巩主张“节用裕民”,一方面要建立制度,节省政府开支,另一方面要轻徭薄赋,让百姓富裕起来。例如冗兵一事,曾巩主张精兵简政,这样就能省下许多粮食,百姓缴纳的赋税就会减少,而国家的开支也会降低。

  渊源有自

  曾巩廉政思想的形成,大约有三方面的因素,即秉承家风、师承有来、学而能守。

  一是秉承家风。我们先从曾巩祖上的两件事说起,这两件事都载于《南丰县志》。其一,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在外地做官告假回家,为他的母亲周夫人(曾巩的曾祖母)祝寿。曾致尧衣着朴素,仆人和所乘之马都很瘦弱,有人以此讥讽他。周夫人却说:“我的儿子为官而贫穷,这是我的荣耀啊。如果靠着搜刮民脂民膏而穿着鲜亮的衣服,骑着健壮的马回家,这难道是我平时所教导的吗?”其二,曾致尧获宋太宗接见时,太宗谈到国库里的钱财充足很是高兴,而那时很多地方正遭旱灾,曾致尧当即回答:“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。”曾致尧性格刚正,体察百姓疾苦,乐于为民奉献,因此南丰曾氏有“秋雨名家”之称。

  曾巩成年后曾多次在文中称赞祖父的美德,如在《先大夫集后序》中,曾巩说自己的祖父深知政治得失、天下兴亡的道理,祖父凡是谈到天下之根本问题,必定以“忧怜百姓”为出发点。曾巩在这样淳厚清正的家风中成长,耳濡目染,自然也养成了以廉立身的为官之道。

  二是师承有来。曾巩以师事欧阳修为荣,欧阳修以得曾巩为学生而骄傲。欧阳修为北宋大儒,他在《廉耻论》中提出“廉耻,士君子之大节”,在《朋党论》中呼吁君子坚守道义、践行忠信,同心同德为国家效命。《宋史》评价他“以风节自持”,这样一位大儒,曾巩师事之,不仅文章大有长进,思想修养同样固根培本,大得裨益。

  1041年,曾巩进京考试,谒见欧阳修。他在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中提到自己通过与老师的交流,进一步窥见“圣人之至德要道”,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在此后三十多年的师生交往中,两人互相砥砺,曾巩所学日益深固,仁义爱民的儒家思想也深深扎根于曾巩心中。

  三是学而能守。曾子说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曾子的这一番言论,暗合了曾巩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。从他十六七岁“窥六经之言”开始,终生不离儒家学说。当然,曾巩学而能守,还和他的老师欧阳修的鼓励有莫大的关系。曾巩第一次谒见欧阳修后,欧阳修曾说:“过吾门者百千人,独于得生为喜。”及其落第回乡,欧阳修又鼓励他“思广其学而坚其守”。在欧、曾的通信和诗歌唱和中,类似言辞还有很多。正因为如此,曾巩从十八岁第一次进京考试,直到三十九岁及第,困顿二十余年仍能励其志、坚其守、广其学;入仕之后,不管是馆阁十年,还是转徙七州,他都坚守儒家思想,以之为立身处事、为官经世的准则。

  曾巩的廉政思想虽产生于近一千年前,但对今人正己修德、廉洁爱民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(王永明)